我在这一段校史中上学

1943届校友、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  何天祥

（选自《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九十校庆诗文选辑》）

人人都说中学教育在一生中最重要，我充分相信这一点。

1937年，抗战开始的那一年，我虚岁十二，从小学毕业。毕业时老师说我成绩好，使我十分骄傲，当时正是抗日军兴，全国上下，群情激昂，我也非常兴奋。总觉得自己应该考进全省最负盛名的兰州中学。谁知道一榜发布，我竟名落孙山。受到了屈辱，又遭到父亲的斥责，我感到无论到那里，都抬不起头来。就在这个时期，街上看见了兰州中学招收“初—特别班”的广告。所谓“特别”，是每年交纳四块大洋的学费。父亲说：“交就交吧，可是这一次再不要掉下来。”不知是我用了些功，还是学校降低了要求，我居然考上了，总算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补偿与藉慰。可是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受，我在“特别班”里！

学校对这个特别班，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安排了一些最好的教师，当时的教务主任苟秉元先后教我们的数学，后来当了师大、兰大教授的王近仁先生，教我们的英语，王先生的特异教学方法，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节，抗日战争发展得很快，不几多时候，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相继失守，日本人一直攻占了山西运城，兰州成了国际援华线上的重镇，也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起初学校安排在校内上两节课以后，就到野外去防空，边防空边上课。所谓野外，就是现在的甘肃日报社那一带。虽说是这样动荡的安排，我们的课还是挺认真的，在野外围着老师坐在树底下，依旧是英语、数学。直上到太阳爬到四墩坪的时候，才放学回家。

当时我是全校最小的一个学生，我有个舅舅叫龚得福，上兰中高二，他受了我父亲的委托，给学校说我年龄太小，让我住在他的斋房宿舍里。因此我认识了高中的大同学，或许是老师在他们班上夸奖过我，他们都争着要看我的英语练习本，都说我幸运，碰上了好老师，鼓励我好好学。这种来自大同学的鼓励，往往胜过老师的夸奖，胜过家长的训斥，我就格外努力，对英语愈来愈产生更大的兴趣。

抗日救亡的气氛越来越浓，第一个学期完了，又过了一个寒假，我认识的高班大同学中有好几位不见了，他们是杨希真（杨静仁）、陈定邦、安鼎铭，我们班上也有个陆广林不见了，听说走了陕北，抗日去了。

我们班不再叫特别班了，我们也不再交那四块大洋。

这时候，学校里常来一个送《大公报》兼送豆浆的人，大个子，瘦瘦的。一条扁担，前后两个小木箱，木板箱又用木板隔成小格子，装着热豆浆的小瓶胆。我认识他，因为他喜欢摸摸我的头，夸奖我两句。后来，听说就是他给大同学们送来了进步书报，可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什么东西，或许是嫌我太稚气。

日本飞机轰炸兰州的次数加多了。有时候，一天之内要来好几次，第一次把炸弹丟到陕西义园，就是今天兰大研究生楼那地方，以后就命中兰州城。古老破旧的兰州经不住狂轰滥炸，早已是遍体鳞伤了。学校就不能再到中山林去防空了，要迁校洮沙县的辛甸镇。放假回家，我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服务团和宣传队作救亡工作。

最使我兴奋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正去服务团的路上，遇上空袭警报，我和同学冯云跑上了白塔山，刚爬进现在东面那座三角亭附近的防空壕里，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兰州城的上空，黑压压的一大片。白塔山上的高射炮响了，震得地摇山动，但敌机的阵式没有改变，突然一个个降低一下，又飞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刻，兰州城里升起一排一排浓黑的烟柱，投弹原来是这个样子。看见这个景象，胸口郁气，又闷又胀，真是难受。忽然有人在喊： “两架”，“两架”，应声抬头，果然有两架敌机托着长长的烟尾，我才发现在敌机的阵式中，有我们油绿的小飞机在穿梭。正在这时候，这两架中的一架，打起转儿来，映着阳光一闪一闪的。另一架像夜空的流星，一头朝西氽了下去。防空壕里的人都跳出来了，顾不得什么危险，蹦起来了，大声喊：“两架，两架”。我胸口的痛闷霎时间没有了，这是狂欢。我亲眼看见了抗日战争，我亲眼看见了一场战斗，我亲眼看见了中国人的胜利。警报解除，我兴奋地跑回家去，要告诉家人我看见的一切，但是他们已经拿到了油印号外，击落的敌机，不是两架，而是九架。第二天敌机又来了，它想报复，但是又给打下了六架。我心里也在暗暗立志，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为中国争气。

学校迁到了辛甸，这是洮河边上的一个村镇，离兰州150华里，从兰州到那里要翻过七道梁，走两个半天的山沟路。辛甸是校长张香冰先生的家乡，要迁到那里去，是张校长拿的主意，当然在下面也有许多非议，但是张校长作得很决断。兰州中学是全省最大的学校，这样一个小镇那里搁得下，还是张香冰先生发挥他在地方上的威望，克服了许多困难。学校在镇上占了两座小庙：街北的关帝庙和街南尽头的龙王庙。残破的神殿当教室、宿舍两用，另外又租用了南北两家住客的小店，作为学生宿舍，北头张家店的店主张爷有些江湖义气，南头桑家店的桑爷，夸口他的店里住过外国人，原来瑞典考古家安特生曾经住过他的客店，发掘了辛甸文化。

我有个堂兄，何天镇，和我一道上兰中，我们总是哥儿俩上学和回家。我们被分配住到关帝庙的上殿里，在住进去的那一天，我们看见两厢房里还停放着几口死人棺材。头一夜，殿角的风铃（铁马）叮当作响，我马上想起两厢房的棺材，害怕得没有睡着觉。

那时候的生活是苦的，但是思想里装着“抗战”两个字，什么苦也能顶得过去。对付生活上的“艰苦”，用的是“苦读”。爬在地铺上做作业，写日记，写作文，用树枝在地上练英文、演算题。天麻麻亮就要起床，起床以后，在门前的大车路上跑，晚上几个人围着一盏小油灯温课。后来过了很久，大家出力才在街后的荒地上平出了一个简易篮球场。

洮沙的辛甸镇、临洮的新添铺和宁定（今广和）的三甲集轮换集市，辛甸镇在逢集的日子里，窄窄的街道上车来人往，水泄不通，木板骨碌的大牛车，大红大绿的山里姑娘，大捆大捆的大葱白菜，真像莫泊桑在小说《一段绳子》的开头所描写的。背集的日子里，铺家都搭上门板，只有野狗在街上咬仗和觅食。

我们的学校生活也和集场的逢背密切关连着，择好逢集的日子，学校里组织学生在街头演文明戏，宣传抗日；还办献金台，为抗日募捐；开义卖场，为救亡筹款。你别看是十个小村镇，也别看都是些乡下人，真是人山人海，慷慨输将哩！

那时候有位数学老师叫成泮如先生，负责组织了一个文明戏戏班子，演出了滑稽戏《打城隍》，宣传破除迷信，《鸡大王》，宣传勤俭生产，捐钱抗日，这两个剧居然都成了保留节目，连着好多集日，都久演不衰。还有这么一次，在献金台的旁边捉住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说他是汉奸，在捣乱，在破坏。于是赶集来的老百姓一下子都扑了上去，把那个学生压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在旁的体育老师，还有几位学校的人急匆匆跑上前去，拉开了愤怒的群众，用绳子绑了汉奸嫌疑犯，说要送到县里去。群众们愤愤不平，不让放走，要就地处置。后来才听说这是一个活报剧之类的演出；原来那汉奸是同学扮的，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那同学白挨一顿痛打，这还算好，没有遭到不测也算万幸，不过队这次冒险，倒反映出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学校里有位教生物的老师，高艺舟先生。他是日本留学生，他会画，他的大幅漫画刊载在武汉出刊的《漫画》上，有好几次哩！他负责组织了一个“兰中漫画工作队”，我也参加了这个队。我们每半月刊出一个彩色的漫画壁报，文字少，画幅多，贴在一块大木板上，赶逢集的日子，搬到街心里去展出，吸引了不少观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今天回忆起来，我们还为《兰中漫画》的活动而骄傲。工作队里出了两位知名的画家，一位是轻工局的美术师谢笠，另一位是甘肃省有名的讽刺画家裴广铎。

我们的功课，并没有受到救亡活动的冲击，反而是经过激励，抓得更紧了，每天六个钟头的正课以外，还有课外活动，篮球最普遍，学生组织的球队很多，有名的是“兴中”和“乐群”。我们小同学差不多都喜欢踢毛弹（用毛线绕的小足球）。星期天，要不到街道南尽头，一条引洮灌田的渠头去游泳，就是到附近的各村镇去远足，我除了参加“兰中漫画工作队”以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在安特生发现辛店期彩陶的山坪上，去捡拾陶片，居然捡了一提包，后来一位上西大的历史系的大同学说，很有用，他完全拿去了。我们的学习生活，又紧张，又忙碌，兰州中学的学生像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敲了这面，又打那面，不论打成一块铁锨，还是一苗蹄钉，都成了—个个有用的器件。

我在初中毕业前害了一场伤寒病，我堂兄和我搬到一家姓张的农户家，张奶为我做病号饭。我父亲因为事忙，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来看过我一星期，我的堂哥始终在我身边照料。老师和同学们的问候与安慰，都由我堂哥转给我。病好以后不久，就参加了初中毕业考试，或许是老师们对我的殊遇，我居然得了一个比较优异的记分。

战事仍然在进行着，生活依旧很苦，但是日机的空袭不那么频繁猖狂了。许多同学都转考到甘肃学院附中，因为这个学校在兰州城郊。但是我仍然留在辛甸，继续上兰州中学的高中。我妈曾经想要我换个近便的学校，我父亲说，“兰州中学是最好的学校，还是留在那里好。”说实在的，我的心理上一点也没有转学的念头。

我高中一年级的国文课，由校长张香冰先生亲自担任，课本用的是商务版傅东华编的，开头就是《古文辞类纂序》、《诗教》、《典论论文》等等，够艰深的了。想不到平日一本正经、面容严厉的张校长变成了国文教师张老师的时候，完全换了一个人。他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我见他书上的眉批旁注，圈圈点点，整齐得很，我更欣赏他在我们作文后的毛笔批语，或指正，或奖誉，或鼓励，或批评，严谨无华，简明中肯，尤其是他那一手娟秀潇洒的毛笔字，简直是书法珍品。由于他的教学，我对对国文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年，我们的年级搬回了兰州的原校址，在校外，虽说是仍在战时，但气氛大大变了样，人心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振奋，日机的空袭很少很少了。在校内，我们的课程变得既繁且重，一门数学分列成好几门。我成天埋头于赶作业。国文老师换成了张完夫先生，听说他曾经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当过谘议，瘦弱矮小，文质彬彬。但是讲起课来，却变成一条生龙，一头活虎。他给我们讲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史可法复多尔衮书》、《项脊轩集序》、《左忠毅公轶事》等等。讲到慷慨悲壮的时候，他的精神激越振奋，讲到悲惨凄凉时，他的语调低沉婉约。听张老师的课，真是一个享受。他的讲课，对我以后学习英语朗读技巧，起了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我也在英语教学中，注意指导我的学生，运用正确的语调来表达文章的深层涵义。

1943年夏天，我从兰州中学高中毕业。在我升入大学的过程中，我走过许多弯路，也跌了一些跤子。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兴趣太广，见异思迁。兴趣广泛是件好事，说明兰州中学的教育方向是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偏重某几方面。见异思迁，则是我个人的事，正因为这个缺点，我没有显著的成就，有辱于我的母校，辜负了我的老师。

我的中学生活，正是贯穿着兰中迁校辛甸的这一段。对于兰州中学来说，这是不可忽略的一段，这一段正是八年抗战中的六、七年。

1971年，我有个急匆匆的机会，路过辛甸镇，我曾在旧校址上停立良久，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追寻我的记忆，美丽的记忆。我想起了许多人，想到了我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的老师，我想到把客店腾出来让我们当宿舍的张爷，想到述说安特生故事的桑爷，想到塑造小中山林的张二爷，想到和我们一起参加升降旗仪式的杜大爷，也想到在湖北为抢运张自忠遗体而殉国的辛甸人宿团长……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与我的中学生活分不开，是他们和我们共同编织了那一段时期的兰州中学，是他们和我自己塑造了我这个人的雏型。

转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感激我的母校，我眷念，我珍贵我的那一段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