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怀念 无限的敬意（节选）

1958届校友、广播电视部磁带厂副总工 白晓光

（选自《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九十校庆诗文选辑》）

人的一生，中学时代太重要了，而且印象最深。小学年龄小，还不懂得学习，不懂得友谊；大学生活比较松散，各人顾各人；只有中学时代正是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精力异常旺盛，求知欲极高，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同学们整天在一起，懂得了友谊，又正在青春发育时期，朦朦胧胧感到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在高中期间，我学习极努力，与数学、物理、化学、俄语、语文等科目的老师的关系甚好，这些课目的老师都很喜欢我。58年春，我们高中毕业的前夕，兰州市举行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数学竞赛，同时学校也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在学生中搞起了运动，我是全校只专不红的典型，是个活靶子，学校的党团学生干部“自觉”起来与我作斗争。一天早上，校园内突然贴满了声讨白晓光的白色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被打蒙了。就在那一天下午进行了数学竞赛考试，那些题，我都会答，唯有最后一个题大概是试商法，可以按一定规律选些数字试之，我已试成了几个数，本该还可继续试下去，可我的心很乱，因为答完赛卷，班里要开批判“帮助”我的会，我心灰意冷。正在出神，监考官，我的数学老师窦仰峰过来看我答题，我仰面看他，意思是说就这样吧，我要交卷了，窦老师用头和眼神示意让我继续试下去，我无心继续试。我觉得就是考好了，也是只专不红，干脆交了。现在想起来，我对不住窦老师，竞赛不光是学生的事，而上，当时我咋就没那么想呢？过了很久，一天早操后，全校集会，华遵舜校长代表兰州市竞赛委员会宣布竞赛结果，我得了第四名。兰州二中的学生得了第三名，师大附中的学生得了第二名，我们一中高三（1）班的袁天林得了第一名。我与第一名的分数相差极小（记不清是几分了），我后悔当时没有按窦老师的意思去做，应该继续试下去。好在第一名也是我们窦老师的学生。前几年，我回了一次母校，见了窦老师，闲谈中他对我说：“从你的学习，就能看出你的工作一定有成绩。”还在继续鼓励我奋进。

中学生活，历历在目。我们的窦老师个子高，额头也高，下午饭后，他总喜欢背着手，挺着胸散步，头仰得高高的，给人一种高深莫测之感。

离校30多年了，许多老师的名字我都能记得起，少年时期的记忆力就是好。

我的物理课朱映文老师，三角课黄希贤老师当年都年轻精干，上课没有废话，语言精炼幽默，一堂课45分钟，他们只讲20～25分钟，剩余时间让我们提问、做作业，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真轻松愉快。记得黄希贤老师讲课时总有个习惯动作：把课本用手指撑起，举得与头齐平，说：“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同时精力也都集中起来了，听他继续讲。后来黄老师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了，真可惜。前几年听说，朱映文老师、窦仰峰老师都成为高级教师、优秀教师，我们都觉得应该、应该。 

我的俄语老师刘静，不知她的父亲还是母亲是俄罗斯人，她长得很漂亮，俄语讲得真好，初中、高中都是她教我们俄语。我、乔汝槐、水天达等学生，可爱学俄语了。记得凡是有人来观摩教学，刘老师就肯叫我们几个用俄语回答问题。唉，任何时候，人都愿意把粉往脸上擦，何况是女老师呢？我的化学老师谢问明，可能家务拖累大、负担重，不修边幅，衣着不太整齐，但是书教得好，尤其会猜题。高考时，他给我们复习的重点，好像都用上了，考完试，我们都说谢老师神了。听说他已去世了，愿他来世能生活得轻松点，不要太累了。可能是在中学谢老师那些变魔术似的化学反应吸引了我，才导致我以后考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了化学专业。

我的几何老师卢文华，衣冠整洁，干干净净、教课也很努力，喜欢打排球，初中时当过我的班主任。后文化大革命，说他历史上上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被遣返回平凉乡下。水天达同学在文革期间曾看过他，卢老师当时带罪监督劳动，手拿三角尺，在木工组干活，画线、放样、量角度，也算是学有所用。天达看他时对他精神的支持很大，还给留了些钱。卢老师感动得眼里充满泪水，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来，又怕连累学生天达，催他快走，师生之情，难以言表……

我们高中时的班主任，我们的语文老师王肇礼，对我一生的影响最深了。他是个白面书生，文文静静，写得一手好字。他的语言、文字很流畅，由于他的教导，使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记得在初中时，有个女老师教我们语文，她喜欢学生多用词汇，尤其形容词。有一次让我们写一篇玉泉山物资交易会的记实，我竭尽了辞藻的堆积、重叠，一个句子能连用五六个形容词，女老师说写得好。后来上初中，语文课老师换成了王肇礼老师，我的词汇就更多了，作文如法炮制，甚至变本加厉词摞词。王老师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当着同学们的面说：“白晓光，你给你父亲说话也是这么说的吗？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文章。你看毛主席写的愚公移山（中学课文）开始的话：‘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大会作了三件事：第一……，第二……，第三……’多么明白。毛主席是大学问家，写得那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就是这一次批评，我永世不忘。从那以后，我就本着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以后工作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挺好，“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长篇大论，怎么说话怎么写文章，通俗易懂，又写得老实，老工人最爱看，效果挺大。再后来解放干部，到了专案组，整理材料；粉碎四人帮后，搞科研写个总结、汇报、洋洋万言，水到渠成，顺顺溜溜。

王老师高中时教我们的古典文学，主张我们背诵课文（尤其经典的段落），我也很听话，晚上睡下就默背课文，真是记下了不少，至今往往能成段成段地背出来。由于背的多，熟能生巧，才能运用自如。有人说要反对死读书，反对死记硬背，根据我的经验，此话失之偏颇。我们王老师并没有只让我们死背，他讲课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好似身临其境，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让我们背的。我国的古典文学是很美的，但是这些美，只有熟才能体会更加深。

我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我热爱我的技术，也有成绩，但我也重视语言文字，这主要是我喜欢语文。我认为语言文字是否有条理，是否准确，反映了头脑的逻辑是否有条理，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是否准确；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理解了，不能用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干着急。我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兴趣都是王肇礼老师培养的结果，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不管你是个什么方面的知识分子，语言文字不通顺，怎么与人进行交往？中学生不要轻视语文。我永远感谢我的王老师，永远思念我的王老师。“反右派”时他成了“右派”，罪责之一就是把学生引向了看破红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间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道路，这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王老师是冤枉的。中学毕业后，我曾看望过他几次。我曾幻想过，有朝一日，我要当个中学校长，一定聘王肇礼老师教语文，当语文教研组组长。来不及了，王老师老了，我也老了。

我们的体育课陈文茂老师，我也记得清，虽然我不太爱体育，身体笨得很，有次跑百米，把脚扭了，至今仍有感觉，从此体育更不行，许多运动把我编在女生组，真让人难为情。学习是尖子，体育最落后。但是，我仍爱戴陈文茂老师。他高高的个头，篮球教练当得特别好。他执教的校篮球队在53年前后（我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在兰州威风凛凛，曾打败过兽医学院等大学队。有一次下午在兰园球场赛球，下着小雪，我那次也看球赛去了。陈老师运筹帷幄，用兵得当，好象还亲自上了阵，巧妙传递，屡屡得分，转败为胜。17号队员（当时高中生，叫不上名字）跳起，双手砸球，命中率很高；有个队员动作较笨，打后卫，块大，有劲，抢上球抓得很紧，别人怎么也夺不走，把我看得高兴的。球赛完，班师回朝，我们一伙低年级的学生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好像是我们打胜了球一样。快四十年了，想起来就挺兴奋。后来国家出了袁伟民，我就想起我们的陈老师。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老师腿被打伤，曾得到他的学生（我的同班同学）马世融大夫的关照。作为他的学生，应该尽这个责任。

我上高中时是56、57、58三年。高二时我当过班上的文娱委员，我班排练的几个话剧都挺精彩。当时我班的文娱活跃人物水天达真是个人才，我们一起干：很忙，很愉快。

年纪大了，总爱怀旧。每每回想起中学时代就有一种幸福之感，那时正是英俊少年，无忧无虑，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但同时又总免不了有一种伤感，因为那个幸福时代已经失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