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仁组织伊斯兰学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50年代兰州一中教师、兰州商学院马列部副教授  柴玉英

（选自《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九十校庆诗文选辑》）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少数民族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回族在甘肃分布很广，如果把回民工作做得好，可以说西北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再说回民的宗教团结、战斗精神与顽强性比较强，如果我们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国难当头，“抗日救国”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当时在兰州各中等学校求学的回族学生只有二、三十人，但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兰州中学念书的杨静仁就已经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讲演，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日。1933年在他初中二年级时就．用笔名在兰州各报刊发表文艺作品，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1935年以来他就读到了我党的一些进步书籍，学习一些马列理论，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36年，他和中等以上七校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声援“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平津学生救亡运动，为了声援绥远抗日将士，他还举行募捐活动。

“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兰州抗日救亡组织一个个的成立，并积极开展了抗日运动。入党不久的回族青年杨静仁同志考虑为了团结广大回族人民，特别是青年共同抗日救国，就应该有一个回族青年的抗日组织。于是他和鲜维峻等青年着手筹备回民青年抗日组织，但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对，并胡说：“回教人不应单独成立抗战团体”，万般无奈，杨静仁等只好利用过去一个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的老牌子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质上这个组织成了兰州回族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很快在兰州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会员70多人，并选举了干事会。分工是这样的，杨静仁负责宣传工作，马明德负责组织工作，鲜维峻搞社会服务工作。所谓社会服务，主要是办夜校，联系回族劳动群众（如卖凉粉和酿皮子的），鲜维峻还担任总干事。

在他们分工领导下，回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歌咏队在清华、尚德等小学成立，并举办座谈会，出墙报、散传单，并多次到兰州回民聚居地区宣传、演讲，受到广大回族青年和各界群众的欢迎，他们还办了《回声》这个刊物，广泛地联系了回族青年和回族各阶层人士。又办了平民学校，掀起了识字运动。“伊斯兰学会”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作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会成立一年多，会员就发展到近300人，在青海、宁夏、固海、河州、河西、隆德等地都有联络点或分会，在青年中起到领导作用，在群众中也很有威信。

正当伊斯兰学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之际，有一天国民党警察局下令强行要在兰州绣河沿清真寺附近城墙上开门，回族同胞嫌距离清真寺远一点，警察不考虑群众的要求，竞要强制执行，引起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结果甘肃学院回族教师吴鸿业出面召开14坊回民群众会议，杨静仁代表“伊斯兰学会”出席，在会上他讲话支持回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并批评警察局不接受回民群众合理建议，并指出这样做会妨碍民族团结，破坏共同抗日。在回民群众斗争的压力下，警察局被迫收回成命，从而提高了伊斯兰学会在回民中的威信。

在利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时，本会已与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而且许多工作都是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的，特别是改组回教促进会的工作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人选名单是在地下党领导下拟定的，如吴鸿宾、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通过召开14坊回民群众会议，一致同意伊斯兰学会提出的候选人，选举产生了13名委员，并把“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当时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搞得非常活跃，杨静仁、鲜维峻、吴鸿宾等这些青年人满腔热情地积极工作，简直是公而忘私，连车马费也都捐出来作工作经费。他们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设了七所回民小学，在白塔山办了一所中学补习班，后改为“知行中学”，设初中两个班，高中一个班，共有学生100名，杨静仁、吴鸿宾、吴鸿业、鲜维峻等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师。他们在榆中县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分会，由张杰、金少伯（抗大学生，回民）等负责，接着在20多个县成立了分会。他们经常办理壁报，召开座谈会，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作报告，并请顾颉刚先生作学术报告，又请张中实同志在一定范围内讲民族问题。1938年初进步作家来兰，他们就请茅盾同志为兰州文艺界做《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讲话全文刊登在他们办的《回声》第一期上。

中国共产党在回民中还建立了一个支部，共9人，均是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作出“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动决定，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也开始限制抗日的进步活动，实质上是打击进步力量，取缔进步社团，并命令社团重新登记，但不准伊斯兰学会重新登记，《回声》也被勒令停刊。

尽管反动派对进步青年的爱国行动，采取种种压制手段，施加各种压力，但爱国的回民青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又用“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有时还用伊斯兰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商讨抗日救亡活动的策略。1940年国民党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年6月，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党组织通知大家隐蔽。鲜维峻同志去了延安，杨静仁同志先到宁夏隐蔽，后来也去了延安，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就完全停止了。

抗日救亡运动虽然在兰州只开展了一年多的活动，但它在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经过这一实际斗争，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了进步青年们向往的地方。在这一时期，我省进步青年毅然离开家乡、到延安学习或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数竟达300人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校的进步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率先奔赴延安的有郑重远等人，1937年冬有安鼎铭、杜琳、张生强、陈定邦（陈成义）、高尊翰（高健君）等人，1938年有乔映槐、陆云亭、陆广林、柴延忠、张淑等人，1939年有万良才等人，1940年又有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陆云龙（陆静安）等人。由于大量学生特别是本校学生奔赴延安寻求真理，投向光明，献身革命，为后来学生们进行革命斗争作出了榜样，所以兰州中学被人们称为“风潮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