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年考入一中的。这时日本飞机三次袭兰，当局一面动员大搞防空设施，一面动员疏散人口，大、中学校一律要迁到兰州附近的县上去办学，一中被批准迁到了洮沙县辛甸镇（今属临洮县）去办学，校长张作谋就是此地人。1939年3月开始搬迁，全靠大车骡马之力去完成。一到辛甸镇，新修的教室和宿舍都盖起来了，桌凳齐全，还有电灯。吃饭是包在农民家里的，住的是走廊式的长房子，盘的是满间炕，铺的是麦草，倒也干净。这是省政府两次共拨款1700元给学生们盖的100多间房子。这个镇有三四百人，却能义无反顾的接待和容纳与他们人数基本相等的师生。辛甸镇地理位置处在兰州通往洮岷以及河州等地的交叉地带，每三天逢集一次，商品交易，十分热闹。学校是修在东街头的末尾，一新宽大的龙王庙及其周围的闲散土地上从南角门出去，一马平川，阡陌纵横。从洮河引进来的一条大渠水横穿东西田畴，农家浇地饮水十分方便。真是处处小桥流水人家，户户垂阳，桃杏芳菲。鸡鸣犬吠处，农民们都在忙着耕种。吆喊声，村姑们的花儿声，伴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汇集成了一幕美妙的交响乐。到晚上，全镇的老乡都早已入梦了，可我们还在上晚自习，窗孔里传出的灯光照得渠水格外灿烂，有趣的青蛙逐灯光、鼓歌喉伴我们夜读。直到夜里10点，人走灯熄，这最后一幕交响乐才算停止，世界才算安静了。
回忆当年，当行李一铺上草炕，书箱未来得及整理，我们各个班的学生就都投入到修操场、铺道路、清垃圾、栽种树、制标语等活动中去了。一切从头开始，光安装运动设备，很多人的手掌都磨起了泡，从被子里撕出一块新棉花，烧成灰贴在伤处就继续干。这时最忙的是图画、音乐、体操方面的教员，学生上主课时，他们有的在墙内外写抗日救国的大幅标语，有的歌词、漫画是他们自己编排的。抗日战歌在校内外天空中不时传来，振奋人心，连无知的村童，也举起木棒唱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歌曲。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寂静的荒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兰州的百货店、皮鞋店、理发店、饮食店以及什么缝纫铺、书铺、照相的、拔牙的都下乡搞生意来了。这一年全镇夏秋大丰收，农民们的农副产品、房屋出租等的收入大大增加了。再加上文化下乡、宣传教育，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旧观念开始转变，农民们都说农村办学校好，称赞老校长办了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这时候，老师的家都还没整理好，就投入到了学生们的行列，干起义务劳动的事儿来了。晚上他们要依次查学生的宿舍，并给学生盖好被子。学生们有了病，他们就到自己家里熬药并送去。有时学生们与农民发生口角，他们就来调解，我们和农民们的关系大都搞得好，从始至终，没有发生过大的事件。在兰州时，老师们下课各回各家，很少与学生来往。现在住在一个镇上，学生求教老师，几步路就可上门。老师有困难，如担水、拉土、打煤砖等活，都由学生们在星期天去帮忙干。有的老师写得好，有的老师画得好，还经常给学生们送书画作品。牟月秋老师和黄文中送我的条幅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毁掉，真可惜。最令人感动的是班主任韩老师带我们班去埋死人。原来镇上驻扎着一个国民党步兵连，这个连的连长克扣军费，当兵的十人发一条毛巾，再什么也不发。伙食连菜和油都没有，战士们都害一种瞎眼的传染病，死了拉出去，扔进防空壕里，盖上几锨土就完了。结果被狗和狼扒出来，吃得血肉模糊，臭气四散。韩老师带我们拿上锨去埋时，事先他私人带了一瓶白酒，让同学们每人先含一口，再往尸体上盖土。埋到数尺厚，用脚踩实，再压上一些大石头，以防狗再扒开。我们一个班埋了七具尸体，就花了两个多小时。回来一问，别的班上还有埋得比我们多的。这个连百十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人，内中有三个士兵还是瞎子。而连长呢？两口子都是狐皮大衣，女的烫发、皮靴、金首饰，还在镇上天天摆阔气、耍威风，而我们学生唱抗日战歌，一次才能募捐几十个铜板。这就不难看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到何等的程度了。
正当老师们作风大转变，克服乡村生活条件比城市低的困难，与广大学生携手共度患难时，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又从敌战区来到了我们学校，他们教物理化学，确实比我们的老教师好得多。他们是单身汉，年轻有为，政治理论水平都各有一套，同学们喜欢接近他们，他们也喜欢我们。原来有几位教师大学根本没毕业，有的还是旁听生，他们有些自疚，往往在新教员上课时他们也来听，向学精神，令人感动。这些青年老师来时把北京街头上演的剧本也带来了，从那以后一中的话剧在临洮各乡是出了名。谁也没想到一支有觉悟、有才干的教师队伍在这次下乡办校中成长了起来。
正因为我们一中有一个从抗日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教师队伍，才使我们胜利完成了求学任务，涌现出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杨静仁、水天明、何天祥、王元生、何振鹏、陈文茂等，啊！好多好多，有的我都遗忘了，他们健在的都八十岁过了吧！我现在作梦，还想着他们，想着辛甸镇！
（作者：罗延孝。原载兰州新闻网）